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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刑事律师团队最有效的辩护方式实体与程序辩护并重
来源:北京福通律师事务所 发布时间:2020年01月04日
    “有效辩护”也是近期刑事诉讼中较为热门的提法,追根溯源,其来源于美国法学和法律实践,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例确立了被告人享有“获得有效辩护的宪法权利”这一原则。[4]但对此并没有具体解释,以致对其内涵产生一定的争议。从语义上理解,所谓有效,着眼点在于“效”,效有效果、效益、效率或效力等意思,通常认为,有效的理解应为有效果、有效益。不少北京市刑事律师团队认为,“有效辩护”主要就是要从辩护效果来进行考量。[5]只有说服裁判法官接受律师的辩护意见,进而对于当事人从轻、减轻处罚,这样才实现了“有效”。也有观点认为,“有效辩护”要从当事人(委托人)之角度出发,当事人接受并认同律师的辩护行为和意见,给予了积极评价,无论法院是否采纳,均可视为有效。[6]因为辩护之目的根本在于维护当事人权益,而当事人的评价当然是最为直接和主要的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,“有效辩护”既不能从是否说服法官角度去理解,也不能从当事人认可与否去评判,而应当相对客观的予以认定,即律师是否尽职尽责进行辩护,只要忠诚尽责地履行了辩护职责,完成了委托任务,无论法官是否采纳,也无论当事人如何评价,都应视为达到了“有效性”。[7]笔者以为,上述观点均有其理,其实质系分别从不同主体,不同侧重进行探讨,实为角度立场上的区分。作为法律专业的职业人员,律师理应尽责,在法律范围内保障当事人之合法权益,尽力实现其目的,也尽力争取裁判者的认同。诚然,当事人与裁判者的认可是主观层面的评价,辩护律师实难左右,第三种观点正是力求去除前两种的主观价值评判,从律师的客观履职情况进行分析。从“有效辩护”这一尚未明确内涵的概念来讲,确定一个辩护行为和意见是否有效,既离不开主观(这是最直接最显而易见的),亦要有客观(这是符合律师职业实际的),“有效辩护”的本质并不在于其概念本身(正如美国法院裁判中树立了“有效辩护”的规则,但又不明确其具体涵摄),而在于如何实现,即从方法论上探寻其之价值,廓除纠结与其内涵纷扰之迷雾,还原其本来之意义。

    继而,无论主观评判抑或客观分析,律师辩护要在当事人、裁判者以及行业自身寻求最大公约数,实现所谓的“有效辩护”,方法即成为关键性问题。或曰,有效为目的,方式为手段。诚如前文所述,程序性辩护和实体性辩护是辩护的“硬币两面”,程序的重要意义不再赘述,此处就再论及实体性辩护如何服务于辩护的有效之目的,亦再探讨实体与程序之关系。

北京市刑事辩护律师团队

    程序性辩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然则,程序性辩护之终极目的仍为实现(或维护)当事人(委托人)的实体利益。在高调提倡加强程序性辩护的当下,我们既要继续支持和大力推进程序性辩护的实务应用,在有必要时,亦可通过诉讼本身来推动法制的不断完善和程序的优化改良。但同时,作为专业辩护人,还应当同时重视实体性辩护,不应舍本逐末,或有偏废。在辩护时,若追求目标是庭审过程中的“滔滔不绝”和“侃侃而谈”,希冀在场面上获得“好效果”,从程序上直接否决相关司法行为,而不注重对于犯罪构成、罪名(定性)、量刑等实体问题的剖析论证,脱离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,实不可取。甚者,以程序是否合法为名,直接攻击现行司法制度。人为地割裂程序性辩护和实体性辩护之联系,并采取一些不恰当的方式,应予弃之。辩护人在履职时,应避免程序性辩护的如此“异化”,特别注重对于程序与实体的紧密结合,把握案件之“案眼”所在,系统谋划“有效辩护”之本来意义。
    (三)精细化辩护的另种策略——再次回归实体性
    若从实体上论,所谓精细化辩护,应着眼回归于刑法体系及其根源,从刑法最根本的所在寻找有效辩护之路径。申言之,大兴刑事辩护律师团队要通过挖掘我国刑事实体法的基本概念、规则内涵、基础架构,结合犯罪论体系,探索出符合我国理论与实务的刑事辩护新方法。至于刑事实体法之源,理论界素有德日法系说、苏俄法系说之争。总归而言,我国属大陆法系应为学界和实务界之通识,固然,我国亦有社会主义刑法之本质,亦可表述为兼具大陆法系特质的社会主义法系。具体再到德日和苏俄,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。2009年的国家司法考试首次引入了“三阶层犯罪论体系”概念,进而引发极大争议,后又回归至“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”。有观点认为,无论是德日的“三阶层”、“二阶层”,还是苏俄的“四要件”,主要仅存在于法律考试中的运用,并不影响法律解释和实务办案操作。实则,目前较多新的观点新的研究都已采德日“三阶层”或“二阶层”理论,但在实务中,却基本还是坚持“四要件”之构成理论,这既是传统,也是现实。笔者以为,无论德日的“三阶层”、“二阶层”,抑或苏俄的“四要件”,其理论内涵均博大精深,十分丰富,较多方面确有共通之处,许多时候亦不影响实务办案,这或许也是理论与实务依旧持续存在“两张皮”的深层次原因。作为刑事律师而言,即使使用司法机关的“四要件”理论来应对(客观上也是常态),并不是就已辨无可辨,反而还是有较多实体问题值得细究和辩驳,如因果关系、共犯、加重情节、作为与不作为等。
    概言之,辩护首先应遵循的是法律条款(含司法解释),法理是对法律条款的解释与理解,具体法律学说可以不尽相同,但法条和法理是始终一致的,故律师应着眼于法条与犯罪行为之本身,将法律问题技术化,通过技术层面的专业分析与解释来阐述自身观点,进一步强化对各类实体问题的研究。其实不管运用何种理论或学说,只要在逻辑上能够成立,并符合法条之精神,立论、结论能够自圆其说,排除矛盾,则均是可以接受的。或曰,在结构相对更为精密、精致,理论相对更为饱满的“三阶层”或“二阶层”犯罪体系论中,可以寻找出辩护之思路或观点,并加以转化运用,成为实体辩护之“利器”亦为可行。在此,笔者尝试举若干实体问题辩护的应用,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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